徐新星
据媒体报道，近日，广东深圳一名跑腿骑手凭借职业警觉识破伪装成快递包裹、掺杂兽用麻醉剂的违禁烟弹，及时报警协助警方破案，获得2000元举报奖金，他所在平台还为其申请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及现金奖励。
近些年，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、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了一个角色——社区的“民情前哨”“应急响应者”，他们在排查安全隐患、发现涉毒涉诈线索、上报火情险情等基层治理中及时出手，为打造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宝贵力量。
骑手参与基层治理，有着天然的优势，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。他们常年穿梭于城市街巷，走街入户，具有流动性强、接触面广的职业特性，能够及时发现一些不易被固定巡查发现的风险隐患，弥补了常规治理巡查的盲区，缩短了隐患处置的响应时间。
不过，我们在为骑手义举点赞之余，对于他们角色边界的不断延伸，也同样应该保持理性审视的态度，避免“善治”变成一种“负担”，并探索细水长流的“制度兜底”之道。
骑手的收入和接单数量、配送时效挂钩，送餐超时、订单延误都会产生扣款、差评等后果。当下，基层治理向骑手等群体延伸，隐患拍照上报、现场简单劝阻、滞留等待核查、配合警方临时问询，都会挤占配送时间。长此以往，这些“分外事”无形中会加重他们的负担，压缩正常接单盈利的空间。同时，参与基层治理时可能还暗藏风险，比如上前劝阻违规行为、查验可疑包裹，难免遭遇当事人言语冲突甚至人身威胁，遇到复杂现场处置不当，还容易产生责任纠纷。
城市治理是一支“协奏曲”，不是单一部门的“独角戏”。倘若只倡导骑手积极奉献，却缺少合理的减负机制、风险保障，单纯依靠热情驱动，不仅难以长久运转，还往往容易流于形式、节外生枝。因此，想要让骑手更有意愿参与基层治理，需要平台企业、相关部门等共同完善制度设计，厘清权责范围，包括商业责任与公共服务的边界等。同时，应坚持“量力而行、自愿参与”的原则，健全激励与减负配套机制，让骑手的善意付出被看见、有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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